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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驻崇的“苏松镇总兵府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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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9-05-15 13:2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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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明岛雄踞长江口,战略地位极为重要,历来为江海要镇,驻有重兵镇守。宋嘉定时设边海巡检司;明永乐中设水寨,始有水师;清顺治十五年(1658)起,设“苏松镇总兵府”。时崇明仅为一中等县,县令为正七品,而总兵则是二品,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崇明在明清两代的军事盛况,以及具有极高的军事地位。

 

“苏松镇”是镇守江南的军事建置

何谓“苏松镇”?这得从清代的军队建置说起。清朝前期的正规军有八旗兵、绿营兵两种。八旗兵为清朝嫡系部队,以黄、白、红、蓝四色和四色镶边旗色为标志。清军入关后,招降和招募的汉军则以绿旗为营标,故称绿营兵。

绿营兵主要任务是镇戍地方。绿营兵的建置,全国分军事区,区下分省,省内重地设“镇”。

清朝统治者将全国十六个省的行政区域划分为十一个战略军事区,每区下辖一至数省,区的最高军事长官为总督,不设总督的区,则由兼领提督的巡抚为最高长官;省的最高军事长官为提督或兼领提督的巡抚;省下重地设“镇”,“镇”的长官是总兵;“镇”下分协,协的长官为副将;协下设营,营的长官为参将、游击、都司、守备;营下设汛,汛的长官为千总、把总、外委千总、外委把总。

清初,崇明县隶属的苏州府、太仓州,归于江南省管辖。江南省、江西省的军事区名称“两江”。“两江”下设省提督,全称为“提督军务总兵官”,俗称“军门”,受总督和巡抚的双重领导。各省绿营兵分以“镇”为最高战略单位,换言之,江南省卫戍重地设立军事建置的“镇”。

史料记载:清顺治二年,江南省设有吴淞、苏州二“镇”,五年裁汰“吴淞镇”,只剩“苏州镇”一“镇”,十四年裁汰“苏州镇”,增设苏松水师总兵官,即“苏松镇”,仍是一镇编制。顺治十六年增设江南京口左右两路水师总兵官。康熙朝前期,江南省绿营设置几经变革,先后有“江宁镇”、“狼山镇”、“苏松镇”的设置,江宁、江南京口左右两路水师总兵则被裁汰。康熙三十六年始形成“狼山镇”、“苏松镇”的格局。

据《上海通志·大事记》记载,顺治年间(1644—1661)置苏松兵备道,驻太仓州,苏州、松江二府隶之。“苏松镇”就基本依据“苏松兵备道”而扩建的军事建置。显而易见,“苏松镇”是江南省的重要戍守地区。“镇”设总兵,这个总兵是本“镇”军队的最高司令。时“苏松镇总兵府”又称“苏松镇镇台署”、“东边关大元帅府”,也是江南戌卫的中心。

 

“苏松镇总兵府”驻设崇明城内

崇明自宋代以来,一直是海盗的巢穴集聚的地方,明洪武二年起,遭受倭寇的频频侵犯。嘉庆三十三年,倭寇犯境,知县唐一岑率领军民奋勇抗击,殉难于战场。倭寇消失后,明末清初,崇明及所辖水域烽火连天。旨在复明的名将张名振、郑成功与清军喋血海上,企图占领崇明岛为根据地,由此反映出了海岛乃是“外捍百岛,内障三吴”的“长江锁钥,瀛海岩疆”。朝廷意识到崇明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,不仅派驻重兵把守,还把“苏松镇总兵府”设在崇明城内。

记载“苏松镇总兵府”的史料为数不多。

《清史稿》卷一一三《兵九·海防》记载:顺治十四年(1657),清政府宣布“增设崇明水师总兵官,调拨江宁、江苏、安徽各省标兵万人,分防吴淞江及崇明诸口。”

《上海通志·军事·驻军》记载,“清顺治十四年(1657)设立崇明水师镇(即苏松镇),委总兵一人,驻防吴淞江和崇明海口。”

民国《崇明县志》卷十《武官表·官制》记载:“清代顺治三年(1646),移调苏州镇总兵驻本县,后来撤回……十五年(1685)裁撤苏州镇,改设苏松水师总兵一员。”并注明“十四年奏设,这年实行。”

1984年定稿的《城桥镇志·舆地》中记载着这样一段史实:“县城内旧时武备官廨在城之东南朝阳门内,是旧时苏松镇官署。署前辕门外有石狮一对,大旗杆上高悬帅字旗,因之俗呼为东边关大元帅府。辕门内为小校场,平时为武弁操练之所,每到晨昏有定更炮施放,以伸国威,镇守边防,行人过此,皆有壮严肃穆之感。辛亥革命后,武备衙门移至县城东北的三清殿弄,俗称税警衙门。”

据传,县城迁至今址后,崇明学宫初建于朝阳门内(旧址在今锦绣宾馆),后被驻军衙门所占。

从上述史料中发现,基于明代崇明就驻有军事机构的事实,清代初年的顺治三年(1645),朝廷不仅在江南省设有专职分管军事和水师的提督,还将崇明军事机构设为兼管水师的“苏州镇总兵府”。顺治十五年(1658),又将“苏州镇总兵府”拓建为“苏松镇总兵府”,历时185年。这个“总兵府”,于道光二十三年(1843)改为崇明镇总兵的官署,于民国元年(1911)易地而沦变为地方“税警衙门”。

 

苏松镇总兵府的驻军与战事

明宣德年间(1426—1453)朝廷规定,崇明以四山封疆,即狼山以南、宝山以北、西起福山、东迄蛇山的所有水面均为崇明境地。清代以后,“四山封疆,独分水面”的旧制未能沿袭。据光绪《崇明县志》载,蛇山以外的小洋山、大洋山、丫髫山、徐贡山、大七山、小七山、金鸡山、大龟山、马迹山,“皆崇境也”。可见,清代崇明县的辖区比现在要大得多,几乎包括整个长江口洋面。现在上海兴建的洋山深水港所在地,当时也属崇明管辖范围。时人以为“崇明江南之屏翰”,而“洋山为江浙两省之屏翰”。

据民国《崇明县志·武备志》载,清顺治三年(1646)正月,“明朝总兵张名振统带水师来攻(崇明县城)。苏州镇总兵杨承祖领兵镇守本县,把他打败。”“四年(1647),沈廷扬统率水锯船﹑沙船二百余号,由舟山来攻。(县城)魁戒备严密,廷扬不能达到目的而离去。”“十年(1652)九月,名振同本县人顾忠等统带船百余首,停泊在排沙洪,十一日,入施翘河,守将吕公义抵御。十八日,名振领千人,晚潮向西到高桥洪。夜半攻城。双方激战至一昼夜。二十三日,名振又占领平洋沙﹑大安沙﹑山前沙等沙岛,并堵塞各渡口达一个月之久。”“十二月二十一日名振焚烧抢劫堡镇东岸,十二年(1654)三月六日,焚烧抢劫新镇,十六日,又焚烧抢劫米行镇千余家。”

鉴于连续的抗清烽火,且屡患崇明,顺治十四年,时任两江总督的郎廷佐奏疏皇上:东南沿海“海寇正在猖獗,崇明当属要地”,崇明“应增设水师,选择调派将兵,用来进剿或防御。”

奏疏获准后,驻在崇明的苏州镇改设为苏松镇,并且,从“江宁、安庆、庐州、常州、扬州、徐州、浦口、庙湾、盐城、微州、宁国、池州、羌湖、广德等地抽兵调将,“连同苏松镇提标水师3000名,苏州镇营额兵1200名,崇明营额兵1000名,都改为水师,分别停泊。共计10000名。由总兵梁化凤统率,仍守崇明,扼守海口。”

这万名水师,分中营、左营、右营、前营、后营、奇营、左协左营、左协右营、右协左营、右协右营等10个营,每营水师1000名。除右协左营、右协右营驻防上海外,其余8营讯地,全在崇明境内。这8营水师中,4个营分别驻守本县北路、东南路、东北路、西北路,四个营轮流巡逻守卫内江和外洋。

另外,崇明岛上还有时称步战兵的陆军守兵3785名,坐马和战马276骑,分兵把守于永宁沙、头条港、北竖河、外海山沙、野鹅沙、南洪、郁黄状、当头沙港、防岸沟、高头沙、陈六港、张家港、外海下安沙、戏台沙、施翘河、掘头港、渡船港、大套等地。

当时崇明长200里,宽40里,总户数为7.3万户的弹丸之地,容纳着近12000名的军队,可谓“江南重镇”。尽管,康熙二十三年(1684),苏松镇驻军缩编为中、左、右、奇4个营,仍不失为兵强马壮、声势浩大。清乾隆《崇明县志》把“沧江大阅”列为瀛洲八景之一,并配以诗画,描述了水师阅兵的威武壮阔的场景:“一声霜角海天宽,海上齐排上将台。军似水犀来浩浩,人如石虎坐桓桓。风吞黑雾牵旗急,浪簇银山掠阵寒。识得圣朝神武意,鼋鼍窟里洗兵看。”

也许是应了“养兵千日,用兵一时”的俗语,设置苏松镇后至乾隆六十年的的140年中,据民国《崇明县志》记载,崇明发生了3起战例。

第一起,顺治十六年(1659)五月和八月,明总兵郑成功先后大举进攻崇明县城,企图把崇明作为复明根据地。八月六日起,先后猛攻县城达7次,“直至十四日才驾船南去,战事便停止。”

第二起,“康熙二十二年(1683),海盗周云龙进攻(崇明)沿海沙地,提督刘兆麒命令前营游击李耀、奇营守备柴桂芳出兵捕捉,解散余党。”

第三起,“乾隆五十八年(1793),海盗蔡牵来犯外洋各山岙,总兵孙全谋、游击杨天相率兵六百,船三十,到羊山作战,不能取胜。第二年元旦,又率兵到陈钱山,击毁贼船二十余只,蔡牵逃走。”

 

首任苏淞镇总兵梁化凤

民国《崇明县志·军事》载:“清顺治三年,苏州镇总兵驻扎本县。”又在《职官》中记载:“顺治十五年(1658),(崇明)设置苏松水师总兵,始有梁化凤担任此职。”

梁化凤(?—1671),字翀霄,号沣源,陕西长安县人,幼时习红拳,善拳勇,嗜拳技。顺治三年武进士,历任山西高山卫守备、大同掌印都司、江南芜永营参将、浙江宁波副将等军职。所到之处,参战勇猛,所向披靡,屡立奇功。顺治十二年(1655)任苏州镇总兵,驻守崇明。

当时崇明诸沙海域潜匿,贼匪出没,他们占据平洋、大安、联福诸沙作为据点。顺治十四年(1657),梁化凤率水师6000人分驻崇明各沙,把盗贼驱逐出境,并在收复之地创建营房,严禁兵士寄居民房,确保百姓安宁。顺治十五年,梁化凤任苏松镇水师总兵。时反清的张名振占据崇明平洋沙,分驾军船,四处骚扰。梁总兵命令筑坝堵塞海洪,加强沿堤防守,使张名振水师困于江海,最后只得撤离。十六年(1659),明大将军郑成功北代,于七月初九率17万水陆大军,分兵把南京团团包围。南京城内守军仅20000多人,危在旦夕。总兵梁化凤奉命率3000兵勇前往支援,和江南总督郎廷佐巧设“卑词乞降,使其松志,再出奇兵偷袭”的妙计,派能言善辩之士前往郑营,说清廷规定“守城过三十日投降,不坐杀在京妻小”,因此满一个月立即开城投降。年轻气盛的郑成功,不听将领立即攻城的规劝,轻信敌人的许诺。加上郑成功的一小卒私投清军,供出七月十五是郑成功35岁寿诞。就在这一天的子夜,梁化凤趁郑成功全军饮酒庆寿之际,偷偷挖开一直闭塞的神策门,带领500骑兵,偷袭醉后未醒的郑军精锐部队,随后又乘郑军军心涣散、移营未就之机,倾城而出,大败郑军,迫使郑成功收拾残军,回师厦门整顿。在激战南京的同时,梁化凤预料到郑军可能攻打崇明,又委派将士驰归,力保崇明县城。

战后的十七年(1659),梁化凤提升为苏松镇提督,加太子太保。时梁化凤向二江总督进言建议:“苏松沿海,南北距离八百余里,防守的标兵只有二千余,略显不足。酌调省内兵员三千八百名,部署六个营,以资保卫防御。”总督满口答应,并为他邀功奖赏,提升为江南省提督。

升官后的梁化凤,见总督为加强崇明海域的防备,准备以广东、福建为先例,将崇明岛上的居民迁至内地,以利兵力排布。梁化凤提出反对意见:“沿海驻设兵营,需要田赋地税养育。国家既然养兵,岂能荒废农业?!”崇明岛乃至江南沿海居民因此而免遭迁移之苦。《清史稿》卷二百四十三载:梁化凤在崇明“沿海筑坝十余里使内属,并引水灌田,俾(使)海滨斥卤(盐碱地)化为膏腴(肥沃)。”康熙十年,梁化凤病逝后,崇明人民祭奠他,在县城庆成门南(今城桥镇庆成菜场南侧)建梁公祠。乾隆三十四年崇明秀才徐兴文曾作《竹枝词》赞颂他:“钤石镌名字字新,梁公飞将业嶙峋”。

 

总兵张大治、穆廷栻及关天培

自顺治十五年建立“苏松镇”以后的185年中,历任总兵计120人(含代理者),涌现出了一批忠于职守、爱民爱岛的总兵。例顺治十七年(1660年)张大治、康熙四十二年(1703)穆廷栻、康熙五十七年(1718)魏经国、乾隆五十八年(1793)孙全谋、道光五年(1825)裘安邦、道光七年(1827)关天培。

张大治,字君平,奉天(今辽宁省)人。顺治十七年(1660),由佐协副将提升为苏松镇总兵。他性格刚强严正,不可侵犯,军士见了他常常发抖,然而他好行善事,曾命令在民家寄饭的兵卒都归营。政府对芦田所征的租税有碍百姓,他向省里官员提出申请,尽力争取减免其中的十分之七。荒年指捐俸赈济,康熙元年,总兵整治苏松镇军容,扩建设在崇明县城的演武场,将演武厅增高3尺,题匾名“奋扬堂”,并建东西官厅、后堂、书房、垒门、鼓亭等。又倡修文庙。康熙七年(1668)重建寿安寺、金鳌山,军民都很感激他。其在职12年后,告老还乡,临行有千余人送他到苏州浒墅关。他死后,百姓在金鳌山建祠祭奠。

穆廷栻,字符公,直隶临榆(今河北秦皇岛)人。康熙六年(1667)武进士,历任直隶蔚州路守备、四川提标游击、威茂营参将、永宁协副将等军职。四十二年(1703)至五十二年(1713)任苏松镇总兵。任上清白谨慎,忠心勤俭,常年在外巡视,经马迹山、羊山、鹰游山等各险处,风涛出没,绝无半点畏惧的神色。他在所驾的兵船中准备好一具棺材,叮嘱兵士:“我老了,如果不葬入鱼腹,就殡葬在这里。”然而他每遇到危险,如遇神仙保护。如果是为征补军粮或者检阅操练,绝不会上岸回府,因此海盗不敢在崇明水域出没。他平生心里光明磊落,暗中不做坏事,县人称他为“穆圣人”。他喜欢看书,生活很节俭,衣服不穿绸的,食物不吃鱼肉,有时自已缝补破衣衫。有人怜惜他操劳过度,劝他生活稍为丰厚些,他说:“奢侈是贪污的媒介,不够用就要妄取,惟有俭朴才可美养成廉洁。”他私事不使唤兵士,说“他也是人,怎么可以奴役他呢?”兵士死了,来不及补额,这份空饷就给死者的家属。他在军中严于执法。有一次,他远出巡哨时,他的儿子私受人家钱财,充当马兵,他获悉此事,连忙击鼓升堂,审讯儿子,并把他用杖打死,又痛打并开除了这个马兵。五十三年升为江南提督。五十四年调任福建陆路提督。六十年九月卒。皇上下旨:“穆廷栻效力年久,劳绩茂著。简任提督,整饬营伍、和辑兵民,廉洁自持,实心尽职。正资料理,忽闻溘逝,朕心深为悯恻!著加赠左都督”。赐祭葬如例,谥“清恪”。县人巷哭3天,集资建“穆清怡公祠”于县城西门内大街。

关天培(1781—1841),字仲因,号滋圃,江苏淮安府山阳县(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)人,行伍出身,嘉庆八年(1803)考取武庠生,历任把总、千总、守备、游击、参将、副将等军职。道光六年(1826)任太湖营水师副将,同年以督押海运漕米船自吴淞到天津,途中力克惊涛骇浪,安全抵达,受到特别嘉奖。1827年提升为江南苏松镇总兵。他忠勇有才气,对待士卒能坦诚相见,但训练精勤,号令严肃。道光十三年(1833)代理过江南提督。回任后不久,于次年起升调为广东提督。自接任后,致力于加强广东沿海的防务,支持林则徐实行禁烟。其后,他倾力于虎门要塞威远、靖远炮台的改建,设法加添了火力强大的“洋炮”200多门,以抗击外国侵略势力的挑衅。而当英国军舰在珠江口穿鼻洋开炮攻击中国水师时,关天培亲临火线指挥,带伤督饬水师反击,迫使英舰受重创后遁去。于道光二十一年(1841)二月初六,在虎门抗击英军入侵时壮烈牺牲,成为晚清著名爱国将领。死后谥“忠节”,入祀“昭忠祠”。

 

苏松镇的“杨天相蒙冤被杀案”

《清代剿匪将军杨天相蒙冤被杀》的故事载于民国《崇明县志》:杨天相,原名琦,苏州籍崇明人,家住享沙沈廷状(今城桥镇山阳村七组),当兵出身,历任苏松镇右营守备、南汇营都司,乾隆五十七年(1792)调任为苏松镇奇营游击(相当于营长)。

乾隆五十八年(1793),海盗蔡牵来犯崇明外洋各山岙,杨天相率兵600,船30,跟着总兵孙全谋到羊山作战,不能取胜。第二年元旦(1794),杨天相随总兵又驾船到陈钱山,击毁贼船20余只,蔡牵逃走。不久,杨天相又奉命率部深入到羊山、马迹山之间灭寇,活捉盗首张茅等10多人。

江南提督张大用得悉此事,没有同总督苏凌阿联名,独自向朝廷报捷请功。苏凌阿本来讨厌讲强盗的事,加上忌恨陈大用擅自报功,又私下接受了海盗的贿赂,反而指责陈大用的将士敲诈勒索,陷害好人。苏凌阿与和珅的弟弟和琳是亲家,和珅时任庶吉士,因为乾隆皇帝视之为亲信,权倾朝野,百官争相奉承。皇帝接到苏凌阿的报告,马上批示,交总督苏凌阿审议处置。苏凌阿就掩盖真相,虚构罪名,治提督陈大用、总兵丌九叙以“欺君之罪”,被革职流放,释放张茅等强盗首领归山,判杨天相因犯“诬良为盗”以死刑,杨天相问斩那天,刑场上鼓声震天,那里聚集着杨天相的200多名兵士,为他们的主帅击鼓鸣冤。主帅问斩后,兵士失声痛哭,纷纷掷下武器,脱下军装,叫嚷着要退出兵营,放弃口粮,不当兵了。一时间,军装枪械扔了一大堆。众多的看客纷纷为受难者焚香烧纸钱。弥漫的烟雾中,哭着为杨天相送行者达近万人之多。

没多久,被释放的强盗屡犯而在山东被捕,交待了行贿苏凌阿的事实。山东抚台不愿把此事张扬出去,只杀了海盗,把此事存于档案。嘉庆四年(1779),翰林院编修洪竞吉将这起冤案上书给嘉庆皇帝的哥哥成亲王,皇上才为杨天相平反昭雪。而苏凌阿的罪恶终于不了了之。长洲布衣朱阿颠为此吟诗《瀛洲将军行》一首:“大吏不加察,以贼为良民。乱民固无赦,诬良罪亦均。”呼吁犯“诬良”之罪的大吏应该杀“无赦”。

从以上史料中看出,清朝从顺治到乾隆中期,崇明岛在“苏松镇”总兵的羽翼下,人民得以休养生息,耕地和人口成倍增长,社会经济迅速发展,文化生活日趋繁荣。但是,乾隆中期后,朝廷奢侈、骄怠、贪污、腐败等罪恶的毒瘤,侵蚀着军队乃至国家和社会的肌体。堂堂“苏松镇”,竟然出现了剿匪有功的将令被高官撤职、“斩立决”的咄咄怪事,以致后来“苏松镇”军事懈怠和武备废弛,乃至“兵匪一家”。据《清史稿》卷一一七记载,“崇明镇兼水师,道光二十三年置。副将五人。”这段文字记载的是当初皇上肯首的朝廷决议,意思很明显:随着时局的演变,“苏松镇”缩编为“崇明镇”,撤掉总兵,只要副将行了。但是,翻阅民国《崇明县志》卷十,道光二十四年(1844)至清未的宣统三年(1911)的28年中,依然在编着有名有姓的总兵计27位。


姚永发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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